編者按：王川，四川師范大學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教育部“新世紀優(yōu)秀人才支持計劃”入選者，教育部歷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，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，兼任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、中國古都學會副會長。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西南地區(qū)經濟社會史，尤其是西藏歷史。此文原載于《西藏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2023年第3期，發(fā)布時有刪減。

圖為王川2008年7月在拉薩考察　王川供圖

　　筆者：從您的論文及著作中可以發(fā)現，您一直深耕于西藏及康藏地區(qū)的經濟社會史，為何會選擇這個領域進行研究呢？

　　王川：隨著我最先在屬于康藏地區(qū)的昌都地區(qū)、四川甘孜地區(qū)進行了多次田野調查，我對于藏族歷史文化，尤其是藏漢民族關系史的了解，在研究中逐漸加深。當時許多老師輩學者也多次對我強調，與西藏自治區(qū)的“衛(wèi)藏”研究相比，“康藏”“安多”等邊緣涉藏地區(qū)的研究相對薄弱。于是，我逐漸將自己藏族歷史文化研究的重點，確定在藏漢民族關系史、近現代康藏地區(qū)社會史（也就是四川及其周邊地區(qū)的經濟社會史）領域。

　　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完成了《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》《近代西康地區(qū)社會研究》《川康近代社會略論稿》等專著，實際上是我研究這個問題相關論文的論文集。前兩本書，非常榮幸地得到了李紹明先生的賜序，令我深受鼓舞，加強了我繼續(xù)求知于藏學的信心。

　　筆者：作為研究西藏歷史文化的學者，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您的具體研究情況？

　　王川：我對于西藏及康藏地區(qū)經濟社會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。第一方面為近現代川康地區(qū)民族史，“川康”即川康地區(qū)，介于四川省腹地與西藏之間，是清代后期起對四川西部藏族地區(qū)的稱呼，亦是近代以來西南一地的習見語。這一地區(qū)因涵蓋了藏族傳統地理概念中的“康”的大部分地區(qū)，且處于鄰近四川省的康區(qū)部分，故而被稱為“川邊”?？祬^(qū)因緊鄰四川、云南，成為歷代中央王朝與西藏地方交流溝通的主要孔道，對于西藏與內地的聯系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。

　　第二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對國民中央政府駐藏辦事處的相關探討?；仡櫚儆嗄杲?，處理好民族關系，加強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，總結邊疆治理的歷史經驗，一直是理論界討論的熱點話題，更是學術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。而國民中央政府駐藏辦事處在藏的設立及工作，既反映了國民中央政府對西藏的主權，同時加強了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。

　　我主持的國家社科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的9個項目，其背后邏輯大致圍繞藏漢民族關系史進行的某一專項研究。我承擔的4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的基地項目，總結歸納其背后的研究邏輯之一，就是藏漢民族關系史。

　　筆者：您自2006年以來先后出版了《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》《西康地區(qū)近代社會研究》和《川康近代社會略論稿》三部有關近代西藏及康藏地區(qū)社會史的著作。能否詳細談一談這三本書的具體緣起、脈絡與關系？

　　王川：《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》出版于2006年，以我在四川大學的博士后報告《近代西藏昌都社會研究》為基礎修訂完成。根據我在昌都地區(qū)的兩次社會調查，結合昌都地區(qū)檔案館所藏檔案、口碑史料的進一步研究，該書以昌都地區(qū)為研究的地域范圍，確定1840——1949年為研究的時間范圍，以綜述為引，從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與宗教三個方面來研究昌都地區(qū)的社會歷史發(fā)展。

　　《西康地區(qū)近代社會研究》成書于2009年，可以說是《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》一書的姊妹篇。這本書從中國近代社會史、區(qū)域研究的宏觀視角出發(fā)，基于對該地區(qū)的多次社會調查，通過剖析影響近代西康社會關系的各種因素，論證西藏地區(qū)、西康地區(qū)與祖國在民族、文化等多各層面的緊密聯系。

　　《川康近代社會略論稿》一書于2022年出版，實際上是對我近年來川康近代史研究的一個小結。本書分為政治聯系、社會文化、經濟交往等3篇，合計11章?！罢温撓灯币源甸g的政治紛爭、西康建省、川康地區(qū)宗教與政治的關系等近代川康地區(qū)發(fā)生的重大歷史事例為綱，梳理近代川康政治的演變態(tài)勢；“社會文化篇”概括了這一地區(qū)的民間信仰，并分析其對維系社會秩序、傳承文化傳統、豐富精神生活、參與社會教化等方面產生的作用；“經濟交往篇”由西康地區(qū)的農業(yè)改進與成效，以及川藏茶馬古道的產生、文化價值、沿線經濟社會發(fā)展等內容構成，著重論述川康地區(qū)的農業(yè)發(fā)展狀況以及川藏茶馬古道的重要歷史意義。

　　這三冊書的研究對象由點到面，是我在川康地區(qū)近代史研究不同階段的呈現。其研究方法是一脈相承的，即以區(qū)域史研究為出發(fā)點，從中國近代社會史、區(qū)域研究的宏觀視角出發(fā)，在多年來對我國涉藏地區(qū)社會調查的基礎上，以歷史學、民族學（含藏學）、社會學、宗教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綜合研究方法，將檔案文獻與實地考察相結合、文字材料與口述史料相印證、多種文獻史料互證，以該區(qū)域的重大歷史事例為綱，從政治、文化、經濟等層面，探討近代西藏社會關系的演變。

圖為《西藏昌都近代社會研究》一書封面 王川供圖

　　筆者：從您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(fā)現，您對西藏及康藏地區(qū)研究重視跨學科思維方法的應用，能否談一談跨學科思維在藏學（藏族史學）研究中的意義？

　　王川：其一，注重歷史活動中“人”的因素及其作用，注重社會史的研究理論與方法?！耙娢铩迸c“見人”相結合，“見物”更要“見人”，是我二十余年的研究中一直堅持、奉行的理念。注重“人”，包括歷史人物、社團、群體、一般民眾，是我研究西藏歷史文化的重要出發(fā)點。

　　其二，注重“多重證據法”。即歷史記錄的原始文獻與實地考察的互證、文獻與文物的互證、文字材料與口述史料的互證、多種文獻史料互證等，是我在研究之中一直努力履行的方法。

　　其三，受“歷史人類學”的一些理論與方法的影響，看重田野調研，綜合運用這一學科，以及社會學、文化學等理論與方法。我的學術隨筆《拉薩河畔60日——拉薩河流域的自然生態(tài)與人文景觀》便是這些田野感悟的一次呈現。類似的表達，還有多篇隨筆文章。（中國西藏網 文/姜凌志 袁昌旭）